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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弗洛拉·特里斯坦:创造“工人阶级”的奇女子

发表日期:2019-05-02 | 来源 :幸运飞艇公众号 | 点击数: 次 收听:
 

【编者按】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胜利的工人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事实上,在劳动节诞生近50年前,“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才刚刚诞生,创造“工人阶级”的就是画家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她先于《共产党宣言》提议将工人组成明确的阶级,并主张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中。除此之外,她还是当年新闻中的奇女子——生活窘迫、婚姻不幸、差点被丈夫枪杀……在那个没有离婚法的年代,深受婚姻折磨的她尤其关注妇女的生存状况与权益。
本文摘自米歇尔·维诺克著《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吕一民、沈衡 、 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劳动节︱弗洛拉·特里斯坦:创造“工人阶级”的奇女子

从贵族后代到“贱民”
弗洛拉·特里斯坦被记入19世纪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她出生时的状况。她的母亲为法国人,名叫泰雷兹·莱内,在西班牙毕尔巴鄂遇到她的西班牙父亲唐马里亚诺·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上校,当时,她的母亲正在那里躲避法国大革命的风潮。他们的结合得到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拒绝宣誓的教士的祝福,后者也是流亡者。但是,他们没有补办结婚手续,上校甚至没有告知西班牙当局,这一疏忽将对小弗洛拉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小弗洛拉是1803年在巴黎降临于世的,在她出生前一年,唐马里亚诺一俟革命风潮平息,即偕同妻子在巴黎安家。上校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对惬意:作为格拉纳达大主教的侄子,他属于秘鲁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个由圣马丁领导的秘鲁注定在1823年宣布独立。但是,唐马里亚诺在1808年突然死亡,没有给泰雷兹留下他与她已经以合法手续结婚的证据,甚至没有立过遗嘱。当时,法国正与西班牙交战,产业管理部门鉴于他们不存在合法婚姻,查封了特里斯坦在沃吉拉尔购置的房产。母亲与她的孩子不得不到乡下栖身,在那里,弗洛拉一直住到她弟弟去世。
之后,泰雷兹带着她15岁的女儿回到巴黎,在距莫贝尔广场不远的弗阿尔街安顿下来。这一街区当时脏乱不堪,它被比埃夫勒河流出的污秽所污染——如前所述,这条河流已被医生揭露——名声不佳,是个适合在后来激发《巴黎的秘密》创作激情的盗贼窝。尽管反复向秘鲁方面发出求助的呼吁,特里斯坦夫人及其女儿仍旧穷困潦倒地住在此处的一间陋室里。
对于特里斯坦夫人来说,弗洛拉与一位富裕的男人结婚,无疑是对付穷困潦倒的上乘之策。弗洛拉没有嫁妆,但她拥有美貌。15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也爱她,两人已经在谈婚论嫁。但是,这一切戛然而止,因为特里斯坦夫人再次无法证明弗洛拉是婚生子女。又一位求婚者出现,这次是她的老板。虽然弗洛拉具有资产阶级的教养,但她实际上没受过多少教育,不太懂拼写规则。但是,她有绘画天赋,这使她得以作为调色工受雇于画家安托万·夏扎尔的兄弟、石版印刷的镌版匠安德烈·夏扎尔的雕刻室。只有23岁的安德烈·夏扎尔很快爱上了这位比他小6岁的漂亮女工。如果说人们相信她后来的相关证词,即弗洛拉并不怎么喜欢他的话,那么她就是在母亲的鼓动下接受了这位多情求婚者。
婚礼在1821年2月举行。在与安德烈·夏扎尔在佛塞-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即当今的旧喜剧院街)的一套简朴住房里共度的4年生活里,弗洛拉生下了两个男孩,只有一个活了下来。但是,时隔不久,雕刻匠与上校的女儿显然已不太情投意合。她性子急,容易冲动,脾气暴躁,罗曼蒂克,倾向于瞧不起“小资产阶级”缺乏教育而且还缺乏财产的伴侣。后来,弗洛拉·夏扎尔在法官面前指控说,她的丈夫——但丈夫否认有这回事——曾建议她为改善家庭财政状况去卖淫。她说,她正是从那一刻起决心与之一刀两断。1825年,怀上第3个孩子的弗洛拉离开了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家。在生下了个女儿后——这位名叫阿利娜的女儿后来成了画家保尔·高更的母亲——她把孩子交给特里斯坦夫人照看,自己出去找工作,并最终作为贴身女佣受雇于一户英国人家庭,这户人家使她首次出行英国。我们于是失去了她的行踪。她可能曾在不同的外国人家庭中充当侍女。1828年,她提出了与没有经济来源的安德烈·夏扎尔分割财产的要求。
这一不幸的婚姻生活使弗洛拉成了一位“贱民”。第二种耻辱被加到了第一种耻辱之上,因为自1816年起离婚不再合法,她成了一个不可能再合法结婚的分居女子。1829年回到巴黎的她,依靠从事远洋航行的船长扎沙里·夏布里埃的帮忙,得知她叔叔皮奥·德·特里斯坦的行踪,并决定写信给他,请他提供“保护”。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她在信中附上了洗礼证书的摘抄,并提到对有“解放者”之称的西蒙·玻利瓦尔的回忆,后者是她父亲的老熟人。直至1830年底她才等到回音。皮奥叔叔(她既没有向他承认曾结过婚,更没有承认已经分居)同意帮助她,但拒绝了她想要继承部分遗产的要求,因为她无法证明其父母的婚姻。

劳动节︱弗洛拉·特里斯坦:创造“工人阶级”的奇女子

弗洛拉·特里斯坦

《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
在解决了照看还待在她身边的孩子问题后(儿子欧内斯特已交给要这孩子的父亲,阿利娜则被放在一家远离巴黎的寄宿学校),弗洛拉·夏扎尔重新变回弗洛拉·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于1833年4月1日在波尔多登上前往秘鲁的“墨西哥人”号,船长正是扎沙里·夏布里埃。她在一年多后才从拉丁美洲回来。弗洛拉已经充满意外事件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独特经历。在没完没了的航行(在这期间她不得不拒绝那位船长的求婚)结束之后,她在阿雷基帕受到父亲家人先庄重后热情的接待。她当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被不断发生的政变搅乱的后殖民统治的社会,发现有人热衷于冷酷无情的社会不平等。得到全家人关爱的她,张开眼睛去审视这个国家的弊病:奴隶制、教会的害处、人民愚钝、对妇女的束缚。凡此种种,皆成了《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的素材。然而,在所期待的遗产上一无所获的她,却从皮奥叔叔那里得到一笔抚恤金的允诺。在回国时,这一场最初的旅行为她增色不少,这次旅行使她得以扩大对世界的观察,并把焦点从她个人的困难转到了人类的苦难。
回国后不久,弗洛拉发表了小册子《善待外国妇女之必要性》,在女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义上,人们从这一小册子中看到了她思想的成熟。她提出,为了取得应赋予妇女的地位,应当建立妇女协会,同时倡导社会主义和超越国家。她当时还大着胆子去见傅立叶。我们对这次会见一无所知,但她写到了他:“先生,我冒昧地请求您,当您觉得需要一位忠实的人时能想起我。我可以向您担保,您将在我身上发现一种与我性别不甚相符的力量、一种行善的需要,以及对所有助我成长的人表示的深切谢意。”傅立叶有两次试图见她均没有成功。弗洛拉闻讯后通过一封写于1835年10月11日的信向他吐露,她正在经受家中的“麻烦事”,这些麻烦事使她不能告知别人她和女儿已从夏巴纳街搬到谢尔什-米迪街。
在巴黎,弗洛拉实际上重新陷入了与夏扎尔的纠纷,后者追踪她已有两年。一封匿名信向夏扎尔泄露了她的住址,他守候在街上并劫持了阿利娜。于是,两人开始了一长串争执,在这期间,他们大肆谩骂并被带到警察分局,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试图把孩子据为己有。根据国王代理人的提议,阿利娜被放在巴黎阿萨街的一所寄宿学校里,由其父亲和母亲轮流前去看她。这一妥协并不有用,因为夏扎尔在1836年7月再次劫持了女儿,后者逃了出来,并与已搬至巴克街的母亲会合。
尽管家事乱成一团,弗洛拉还是挤出时间用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理论孕育她的思想。傅立叶去世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门徒在维克多·孔西得朗的领导下创办了《法郎吉》。弗洛拉给该报寄去一封信,此信发表于1836年9月1日,对傅立叶主义在社会问题要求有具体决心时却无所事事提出了批评。弗洛拉由于《法郎吉》在发表她的信时配发了长篇评论而更加坚定,尽管不断面临夫妻生活方面的挫折,但她仍继续她的工作。她为多家杂志撰文,并在1838年初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摆到了书店,此书是一部伴有对秘鲁研究的自传(它使皮奥叔叔取消了给她的抚恤金),题词写道:“上帝,真诚,自由!”伴随着此书的问世,弗洛拉获得了最初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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